西方的法律与紧急权力理论有例外型和规训型两类，前者主张紧急权力居于法律之外，后者主张紧急权力应受法律的充分规训。
言论使得人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使人民能够接收到有用的信息，正如隐私权的提出者之一布兰代斯所言：国家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能力……言论的作用是使人们摆脱非理性恐惧的束缚。[20]以言论的角度看待个人信息，这似乎误解了言论自由的目的，不恰当地扩大了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范围。
[4]例如我国《网络安全法》规定，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公开收集和明示收集。[55] 言论自由的目的之三在于促进个体自治。[42]参见丁晓东：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194—206页。[38]See Robert Post，Rereading Warren and Brandeis: Privacy, Property, and Appropriation, Case Western Law Review, Vol.41?(1991), pp.647-680. [39]Samuel Warren Louis 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Vol.4, No.5?(1890), p.196. [40]Id., at 215. [41]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简单地强调个人信息的某一种属性均不足以阐述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也不足以为个人信息保护搭建合理的法律框架。
[29]肯尼迪大法官在法庭意见中指出，暂时没有必要在这个案件中判断信息是否属于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范围。法庭的多数意见认为，对于言论自由来说，公共人物的概念并不取决于本人是公共性的还是私人性的，而在于该人物所涉及的公共议题是不是公共性的。权威主义国家自古就存在，其形态包括专制国家、法西斯国家、军事独裁国家等等，仍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盛行。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紧急事件的表现形式，从以战争、内乱等为主，转向以自然灾害、突发传染病、事故灾难以及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为主。[41]前引[37]，波格丹诺主编书，第184页。1948年，罗斯托对该论文进行了修改并出版。这一法律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修辞紧急权力法的出现，也标志着紧急权力的治理对象扩大到社会事务领域。
围困状态解除后，军事法庭立即撤销，即决案件不再审判，审理中的案件移送普通法院。总之，与上述三大模式相比，在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政体和国体的支持下，政治动员模式的紧急权力法律服务于动员这一最高目的，对于紧急权力的约束不够，并且其规范内容往往比较概括化、原则化，以便为动员提供充分的空间。
1912年12月16日，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戒严法正式公布。[79]廖述江：《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党史文苑》2006年第13期。军队和其他臣民可随时被征召以协助驱散，任何公民和公务员可以伤害或杀死任一暴乱者，并免于刑事和民事的追责。这一问责发生在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之前，属于典型的例外问责。
[22]美国的相关单行法也数不胜数：自1933年美国国会开始大规模紧急立法起，截至1974年，国会颁行了至少470部紧急法律，授予执行机构广泛的紧急权力，影响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22]Adam Mizock, The Legality of the Fifty-Two Year State of Emergency in Israel, 7U. C. Davis J. Intl L.Poly 223，227. [23]Harold Relyea, A Brief History of Emergency Pow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pecialCommittee on National Emergencies and Delegated Emergency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Washington, U. S.Govt. Print. Off.，1974，foreword, ⅴ. [24]前引[11]，Giorgio Agamben书，第24页。社会主义国家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家理论，在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中国是这一类型国家成功的典范。[81]邓国胜：《非典危机与民间资源的动员》，《中国减灾》2003年第2期。
菲律宾和南非的宪法甚至规定，法院可以裁决紧急状态的有效性。从1949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处于对峙隔绝状态。
如今，一个覆盖全国各个组织的应急预案体系已基本形成。这类学说直接导致无政府或暴政，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必要是错误的。
1948年，南京国民大会在不变更中华民国宪法本文的原则之下，制定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动员戡乱时期优先于宪法适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这一新生的政权迅速显示了其强大的动员力和凝聚力，人民为战争提供各种最大程度的支持，在党中央高效而统一的领导下，抗美援朝最终胜利。[83]闪淳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中国应急管理》，《中国应急管理》2010年第8期。[7]不过，独裁官所享有的极为广泛的治权，却是由库里亚法所授予。参见[法]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论特权》，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59页。(5)司法机构不能因紧急状态而中止，可以继续发挥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的作用。
[53] 其中，调适模式和惯常模式，与洛贝的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理论内涵保持一致，而调适模式的理论源流和结论，几乎与宪法专政完全相同。格罗斯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借鉴特权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例外法模式。
See William Howard Taft, Our Chief Magistrate and His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pp.139-140. [33]Letter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B. Colvin(Sept.20，1810)，in Paul Leicester Ford(ed.)，The Writings of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86，p.1231.中译参见[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95页以下。前引[1]，Oren Gross等书，第316页以下。
危机的结束，必须伴之以尽可能地恢复到宪法专政建立之前存在的政治和政府状态中。二战期间，英国议会制定了三部紧急权力法案和377部防卫规章。
并且，由于紧急权力不受制约，其发动与终结完全听凭于执政者的个人意志。[15]1878年，法国国会制定了新的围困状态法，大大加强了对紧急权力的法律控制，规定围困状态只能在对外战争或武装叛乱导致的、迫在眉睫的危机状态下根据法律宣告。不过，《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国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等至今仍属秘密文件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综合治理体系。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1990年以后的东欧国家、多数拉美国家的宪法，规定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例外状态，明确限定紧急权力的运行空间。
我国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严重缺乏。相对主义理论则主张，宪法是一个灵活的文件，允许总统在危机时期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权力集中、权利受限等应该得到允许。
(1)明确列举规定紧急权力运行的前提条件——紧急状态，紧急权力源于法律、只能依法行使，否则必须承担责任。迄今为止，对于紧急权力的监督机制，仅有两种：一是人大常委会对于政府的备案监督和工作监督，[87]二是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的监督。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专项工作报告，这一规定被起草者解释为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41] 1921年，施米特在《论专政：从现代主权思想的肇始到无产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他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学文献将专政简单地界定为一人之治，忽略了其他特征。
除惯常模式以外，其他四种模式都在中国出现过。[63]See Bruce Ackerman, The Emergency Constitution, 113Yale L. J.1029，1037-1039(2004). [64]See Dennis J. Hutchinson, Lincoln theDictator，55S. D. L. Rev.284(2010). [65]Eric A. Posner Adrian Vermeule, Accommodating Emergencies, 56Stan. L. Rev 605，609(2003). [66]Ex Parte Milligan, 71U. S.(4Wall)，1866，pp.120-122. [67]前引[1]，Oren Gross等书，第90页。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以下。北大法宝 [32]也有个别总统，例如美国第27任总统塔夫特反对这一理论。
向民众申诉制度出现以后，治权分为两种：一是受申诉制度限制的、在和平时期管理罗马城内治安的城内治权，二是不受申诉限制的、在罗马城外以军事权力为核心的军事治权。倘若已无必要，戒严法多停留一分钟，就变成非法之暴力。
这种实质上的重复或许表明：绝对主义/惯常模式、相对主义/调适模式、自由主义/例外法模式的划分，已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法律与紧急权力关系模式较为普遍的类型标准，而影响巨大的宪法专政理论，已被相对主义/调适模式所吸收。[72]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在法治国家，各种例外制度和措施最后仍要得到主权机构以及法律体系的合法性追认，这个阶段在中国还没有完成。[56]前引[1]，Oren Gross等书，第1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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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总统可以暂时停止一部分或全部下述各条规定的基本权利。
[72]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迪克逊关于司法审查有助于消除立法盲点和立法迟滞的观点赋予了法院拾遗补缺的角色，并非要直接取代议会的地位。
二是规范内容的细致性，法律法规的规范相对较为抽象、普适，应急预案往往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只实施于特定空间、作用于特定对象，因此其规范更加细致、更具有可操作性。
在此背景下，戒严令于1987年7月解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在1991年5月被废除。